第4期科学报道工作坊:聊“医”事,长“医”智

工作坊第4期网络海报

工作坊第四期的主题是:聊“医”事,长“医”智。虽然本期活动不凑讨巧的赶上了圣诞节,但医疗报道作为各大媒体的工作重镇,依然吸引了不少的媒体学员。

在这里感谢广大学员的关注参与,同时也要感谢S-camp项目首席支持机构杜邦以及合作伙伴贝塔咖啡提供的场地支持。

在主持人游识猷以及S-camp项目组成员简短的自我介绍后,戴廉老师作为本期嘉宾开始了她的演讲。


《健康报道中的科学与政治》

戴廉

财新传媒资深记者

2003 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03-2006年供职于新华社《瞭望》周刊,历任卫生、科技、文化记者。2006-2008年获欧盟委员会资 助,分别在瑞典林雪平大学医学院医学与健康科学系“健康与社会”专业、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健康、人口与社会政策”专业学习,获双硕士学位。 2008-2010年任《中国医院院长》杂志首席记者,专注世界各国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院管理、健康传播等诸多话题。2010年加盟财新传媒,专注医疗健 康报道。

 

关于选题

戴廉老师是财新传媒的资深记者,选出这样一个题目,与她横跨科技、公共政策两个部门的工作模式有着很深的关系。正如她所提到的——医学报道不但是个思考如何对待疾病的科学问题,同时还是个公共政策问题、伦理问题,归根到底也是一个政治话题。

国 内媒体在选题时存有一定的政治好恶,类似艾滋病、癌症等话题很容易就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乳腺癌话题曾经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却鲜见国内类似的例子。这 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反思,如果手中握有乳腺癌和肺癌两个选题,我们会怎么选?在环境破坏、大气污染等政策因素的混合下,肺癌显然会比乳腺癌更受媒体的青睐。 对于健康记者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时代,却也是最坏的时代。

 

如何报道

中国社会一方面处于向着现代化迈进的转型期,另一方面又开始出现一些后现代化的特征,比如对技术的诸多反思。在这样的时代夹缝中,健康记者又能做些什么?

就此,戴廉老师通过自己的报道经历总结出了多条要点:

1. 尽最大可能的接近真相,还原真相。

真相永远是记者追求的目标。在对于丙肝爆发的报道中,通过充分的调查与学习,戴廉老师所在的团队逐步排除各种因素,将病源锁定在不安全注射上。虽然为了避免角色错位,报道没有推测具体的起因,但它已经提供了可能性,并追究了地方防控中出现的问题。

2. 对新技术的鉴别与反思应当成为报道方向。

与 一味反对新技术不同,报道的专注点应当在于怎样运用技术,又要经过什么流程程序。促使戴廉着手筹备《干细胞黑市》报道的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发表的两份 声明,均指出干细胞移植疗法还在试验阶段。当一个专业学会非常郑重地发出两份声明时,报道的时机便出现了,专业学会有很好的专业判断。

3. 健康程序中的程序正义。

科 学与民主,两者缺一不可。在一篇麻疹强化免疫的报道中,通过对学术领域的信息检索,发现了国内麻疹发病率升高、接种率不佳的事实。但统一的强化免疫是必须 且唯一的方法么?国外的地区强化和年龄组强化是否可以借鉴?从这里救会发现,在科学的问题阐述清晰之后,剩下的其实是民主问题。决策的制定、风险的评估, 甚至卫生部门沟通技巧的欠缺都能成为报道的立足点。

而在《谁定盘中餐》一文的撰写中,对于面粉增白剂的必要性讨论其实也是个民主问题。并且还暴露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支持方与反对方都没有拿出立足中国国情的数据,让决策论战成为了无本之木。

4. 挖掘内在的制度缺陷。

同 仁医生被砍后戴廉落笔的《医患战争》中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为何变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究竟谁才是受害者?采访过程中得益于微博的运 用,和医生的沟通变得非常迅速。医患生存状态究竟如何?没有多少人关注,大家只是站到两边,相互对立而视。为什么呢?在这样的思维线索下又促成了后一篇的 《死结何解》。

 5. 作为深度的报道,如果有可能,需要提一些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戴廉在以精神病康复治疗为主题的《精神病了》一文中,通过对社区康复的一系列探讨发现,只有仿效欧美,将社区的精神康复工作做实才能实质性的环节目前的问题。于是便把这一思路写进了报道中。


 

 关于职业

回 顾自己作为健康记者的点滴,戴廉很庆幸自己有一个“专业”,可以以医疗为支点观察中国社会,并透过这个话题折射出社会形态的方方面面。对于工作方式,戴廉 也深有体会,除了每天定点筛查卫生部、药监局等各大网站,还需要多与不同专业分工的同事沟通。虽然很多题目不是你的领域,但也非常有助于突发事件下的信息 组织,由此内容也能做的更深。

记者工作中该避免什么?避免偏听偏信,努力做到“不偏不倚”。很多记者心里都有一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记者就是为了伸张正义么?戴廉表示,对于健康记者,首先就要摆脱这种正义的冲动,唯有这样才能做出客观的报道。

诚 然媒体关注事实,却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它们总在追求“成本效益”最高的报道。比如以趋于批判的视角吸引眼球,所谓“乌鸦嘴的荣耀”。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苛 刻,不考虑其背后的苦衷?戴廉以自己的经验总结说,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必然会设法推出一个完美方案。而记者就是将完美方案与现实做出比较,发现差距。支撑它 的永远应该是事实。戴廉老师的分享也以此作为结束。

 

《医疗和新闻报道中的瑕疵》

赵承渊

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科学松鼠会成员

北 京大学临床医学学士,后继续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完成外科学硕博连读,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目前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2011年初 加入科学松鼠会,开始尝试科学写作。部分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文汇报》,《东方早报》,《大众健康》,《健康报》等报刊及杂志。

医疗术语的语义漂移

首 先举例的是2004年湖南省公务员录用歧视:在此次体检标准中提出了女性“第二性征发育正常、双侧乳房对称无包块等”。当时羊城晚报的报道引来民众一片哗 然,认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但赵博士以医生的角度看来,这标准再正常不过——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病症之一,对双侧乳房对称性、肿块的检查能很好的进行排 查。这本质上是一个医学常用语进入公众视野之后的语义飘移。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休克”这个医学词汇,很多人认为它就等同于无意识、 昏迷,但医学上的“休克”却是病生理综合症,昏迷的人不一定是休克。两会期间也曾有个小插曲,温总理询问协和医院李佳主任属于哪个科室,李主任说自己在 “变态反应科”,总理听闻,笑称该病室很特殊。但其实,这里的“变态”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


 

对医疗流程、医疗知识的误解

有 个有名的事件是“重庆九旬老人住院手术被查梅毒”,家属认为乱收费。刚好当时台湾发生了HIV携带器官植入患者的新闻,一起被闹的沸沸扬扬。但事实是,由 于梅毒、艾滋病、乙肝、丙肝携带者的手术流程和普通病人不一样(如独立手术室、术前清洁),它们早已被卫生部列入术前检查项目。同时也方便留档备查,分清 手术前后的感染状况。给患者的权益提供了保障。第三点是最大程度的减少医务人员的暴露风险——外科医生手术时有50%的几率发生皮肤破损,而病人的血液喷 溅到眼睛也时有发生,使用过的手术器具也有可能误伤医生护士。

当然,让大家对医疗知识全盘皆知的要求实在太高。但我们在报道特殊事件的时 候,应该了解事件发生时的场景。轰动全国的宝钢医院失火事件中,6名医患人员扔下了全麻的病人导致患者窒息死亡,举国声讨。甚至有媒体写出了涉嫌故意杀人 的表述。但事实是,6名医生中有2名坚持到了最后,消防人员来了还要求返回营救患者。至于为什么医生不转移患者,那是因为全麻病人的呼吸依赖呼吸机支持, 氧气的供给是管道传输的。火灾中最危险的是毒烟,贸然拔管反而是置患者于险境。而患者身上还接驳着各类设备,难以在短时间内清楚完毕。所以虽然代价惨重, 但医务人员放弃转运而在现场等待救援的做法,在本质上无可厚非。

对于缺乏医疗常识而导致的纠纷,赵博士举例了著名的“八毛门”。当时报道中 的一张配图是患者的爷爷向记者展现医院给他孙子拍了这么多的片,涉嫌乱收费、乱检查。其实事情的真相恰恰就在这几张X光片上。最右边的是人腹部的X光片, 黑色的区域就是气体集中的位置。正常人的腹腔内气体远远少于图中的数量,如果有这么严重的积存,就几乎可以肯定存在消化道梗阻。绝不是8毛钱的开塞露就能 解决的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广大医生对此报道表示愤怒——如果记者愿意稍稍多花一点时间搞清楚自己拍下的是什么,就根本不会有这个事件的大肆传播。

报道中论据的偏差

另 一个报道中常出现的错误是论据偏差。之前在国外热闹的事是“高盐不等于高血压”的报道,作者还建议美国政府进行试验来找到所谓的真相,重新考察其控盐策 略。言下之意是,盐分的大量摄入和高血压没有必然联系。但这是与主流医学界的观点、结论相悖的,他的论据是抱着标新立异的态度来选择的。赵博士在研究了对 应的论文后发现其中谈的是在盐分高剂量摄入的基础上再增加摄入量的情况,这是两种不同的问题,根本不具可比性。

恶意的歪曲报道

而 有些恶劣的健康报道肆意歪曲事实,甚至违背了基本的科学精神。比如2010年8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刊发的《缝肛门:鉴定说“缝了”,医方露馅了》,标题 大玩文字游戏,但事实只是缝扎了痔疮,法院也进行了相关的判决。而“茶水验尿”事件中记者用茶水“测试”检验设备,并将发炎的诊断登诸于报,医生为了自证 与反驳,纷纷自费进行茶水试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这些记者的行径宛如一场场闹剧,最终却由医生背负骂名,在督促医生履行职业操守的同时,记者也需要仔 细审视自己。


 

问答交流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本期嘉宾与学员进行了简短的问答交流。

提 问:(赵医生)您举了类似“休克”这种例子,显然是为了考验我们明不明白。可能问出问题之前你对我们的答案已经有90%把握。既然医生已经知道我们这些爱 好科学,对科学有一点兴趣的(媒体从业者)都不了解,那么那些只有小学文化的人自然更不能理解。医生不和我们沟通,就必然会有一些误解。老百姓不可能知道 我们哪些地方会有问题,我们去看病的时候,你们也常说说一些我们完全听不懂的东西。有没有想过用科学松鼠会的方式和我们讲?对此医生们是不是还能做些什 么?

赵 承渊:关于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交流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和医生在这方面的责任更大一些,因为患者毕竟还是外行人,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争取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方式 和患者进行交流,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患者不了解。这只是限于医生和患者之间,对于一些公众媒体,他们报道的受众并不一定是患者,更多的受众是围观的群 众,我之前的分享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写这样的报道时能够多做一些功课,让那些围观的人不要加重误解。

 

提问:在报道相关群体事件的情况下,医生和记者是不是都会有来自监管机构的压力?

赵承渊:我还是一个小医生,对这个问题没有接触,但是如果有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医院或者医生肯定有来自上方的压力。前两年有一个北大教授在北大医院治疗时亡故的事件,很多学生和老师都是出言很谨慎,希望医院的宣传部门能够说好话。

戴 廉:这种压力是必然的,比如来自监管部门的压力。在丙肝事件里,很多的媒体同行就受到了相关的禁令,不让报道。我们做第三次报道时,也是辗转找到地方部 门,我们(财新)也是个胆量稍大的媒体,所以报道出来了。医院受到的压力,我们媒体也能间接地能感受到。包括同仁血案,在医生被砍的事件中,同仁医院的第 一反应是拒绝采访。协和的保安被袭,甚至有人住进了ICU,医院也不愿意发出声音。这个压力来自哪里?我们也在想。我们认为医生和医院有时候立场也不完全 一致,医生相对来说是很开放的群体,医院却未必是。

除此之外嘉宾还与学员们就国外医疗现状、医疗咨询制度等问题进行了饶有兴致的讨论。

之前一直默默旁听的《医师报》副主编杨进刚老师也在此时发表了自己对于医疗报道的看法。

杨老师:健康包括分两部分,一个是科学报道,一个是民主报道,这不是截然分开的。我们现在的报道都是倾向于民主报道,不是科学报道。大家可以看一些国外的网站,都是以事实为基础,中国的这部分很欠缺。

我 们现在欠缺科学的报道,前一段就有一个案例,中国的科学家做出的一个研究显示,产妇大出血的比率西部地区比沿海地区高出4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但这 种报道实际上国内却是少有的。西安乙肝疫苗的事件,大家立足民主民生的角度是对的,但是如何利用科学来推动相关的发展?中国又是欠缺的。在报纸上、行业内 应该要尽量向这个方向发展,围绕中国的专家、中国的问题,最后做出真正改善周围民生的报道。

刚才有人问,你们能不能在科学报道的时候,做一 些科学的普及,这是谁做的事情?这应该是政府的事情,我们应该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探索,比如定期针对不同的疾病,以及我们圈内人都很迷 惑的问题做出专题。比如近期心脏支架的问题,很多医生觉得写得还不错,立论也很好。但这里有一个重大误区,起因就是支架断裂的问题。支架怎么能断呢?这是 一个劣质的支架么?心脏在跳,支架反复伸缩,我忘了具体的数值,好像是如果能够经受一百万次的不断裂,支架就是合格的。心脏一分钟跳60次,可能也只有几 年就超过一百万次了。这个立论从科学的角度上讲就完全站不住脚。

这种特别专业的问题,只有行业中的几个人知道这个问题。我倒是觉得今天这种方式特别好,但如果涉及科学层面的报道,以及如何找到更权威的东西去进行普及,松鼠会可能还要进行更多的探讨。


 

讨论环节

与往期类似,本次工作坊的尾声为学员间的组队辩论。题目如下:

对于讨论近期微博上的“白领少女胃溃疡猝死”事件,假设自己所在的小组正在组织此事件的报道,试着给出报道的各个切入点以及组织方法。


由于原讨论时间较长,在此仅给出优胜队的内容节选。

在戴廉老师的简单评价之后,本期工作坊活动也落下了帷幕。

S-camp项目团队感谢您的阅读与关心,希望能在将来的活动中见到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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